广州垃圾分类进入立法程序。日前，广州市人大发布《广州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(草案)》向公众征求意见，将在8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初审。此前，广州已出台相关管理办法，该草案在其基础上制定而成，对垃圾分类、分类收集、运输与处置等方面的各方责任人都提出了行为规范，还提出了促进措施、法律责任等。

广州市是推进垃圾分类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，相关的法规2015年就曾制定，现在重新修订并走人大立法的程序，具有两重意义：一是进一步增强垃圾分类的法律约束效力，从过去的政府规章升级为法规，更切合国家提出城市垃圾强制分类的导向;二是对原有的垃圾分类制度机制进行完善，补短板、堵漏洞，提供垃圾强制分类更坚强的法规支撑。

推进城市垃圾分类，立法不可或缺，但是仅只有立法是远远不够的，这也为许多城市的实践所证实。垃圾分类于居民而言，是文明习惯的问题，而文明习惯的培育是很长的周期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立个法、制定个规定，试图毕其功于一役，可能有些理想化。

垃圾分类与定时定点投放，也不是单纯的管理命题。比如，此前广州的管理规定就有罚款制度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强制分类的管理之余，重点还是如何在引导居民科学分类，并提供更多的服务对接，比如加强宣传教育，加大基础投入，抓好清运对接，建立奖励机制，调动居民的积极性，比如一些城市推出可回收垃圾有奖积分、可回收垃圾冲充物业费等，都是不错的尝试。

更关键的是，垃圾分类还是垃圾回收利用的经济命题。没有回收利用的完整处理链条，垃圾分类意义就大打折扣。垃圾回收利用所产生的经济价值，更是支撑垃圾分类入口环节的经济基础。如果垃圾分类成了赔本的买卖，那么垃圾分类所需的成本，有可能成为政府与居民的负担，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垃圾分类的推进。所以，让垃圾处理变成产业，使得垃圾分类收集的可行服务与管理成为可能。

此外，垃圾本身是消费行为的产物，要从垃圾的产生源头控量，如禁止一次性餐具与洗漱用品、治理过度包装、对特殊行业如快递实行包装物强制回收和综合利用，这些在征求意见稿中都有规定，是立法的亮点，不过，除了行政监管的手段之外，还缺少更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，效果如何有待观察，从一些城市单独领域的治理来看，几乎都步了“限塑令”的后尘，需要更有效的综合治理手段。

总之，垃圾分类要管更要治，智慧还在立法之外，需要从长期性、系统性的角度来寻求方案与机制，逐步完善，形成体系，管治并举，打好持久战。